甲午戰爭失敗帶來的反思,不止戰略還有精神方面

  拿破侖有一句名言:“精神勝于武力。”而在甲午戰爭前后,清朝上下卻看不到強大的精神力量。光緒慈禧為爭權而不和,大臣們為自身利益而各執一詞,普通民眾更是一盤散沙,對戰爭漠然視之。甲午戰后,一位日本官員到湖北沙市,吃驚地發現這里的官員和民眾根本就不曾聽說過剛剛打過的戰爭。親歷這場戰爭的一位英國人說:“此役非中國與日本戰,實李鴻章與日本戰,大多數中國人于戰事尚懵然無知也。”李鴻章也曾發出感慨,說自己是“以北洋一隅之力,搏倭人全國之師”。如此散而不聚,戰爭焉能不敗!

  而在日本,當上層決定發動對朝、對華戰爭后,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與議會立即同仇敵愾。在思想家的勸導下,許多豪商大族表示“不參軍也要盡國民之責”,紛紛捐籌巨款。日本多數民眾也在“伸張國權”思想的鼓動下,被導向支持戰爭、參與戰爭,實現了“國民輿論的一致”。從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,日本66家報社派出114名記者、11名畫工、4名攝像師進行戰地報道,此外還有許多軍方本身派出的軍人記者,“戰爭開始后不久,漫畫也罷,歌曲也罷,都反映出對中國人的憎惡”。通過煽動對中國、中國人的敵意和仇恨,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,而且走向極端,完成了其戰爭動員。正是國民意識的形成,使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確實做到了舉“整個國家之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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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戰爭觀念上,中國一直強調以仁義化育天下,對戰爭暴力持一種謹慎乃至厭惡的態度。明太祖朱元璋就認為,軍隊和戰爭好比毒藥,只有當國家和社會有病之時才迫不得已用它來以毒攻毒。中國近代,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甲午戰爭,清朝上下在戰爭籌劃和實施上也都表現出嚴重的消極傾向,總是在被動應付,在軍事改革問題上也是典型的“好了傷疤忘了疼”,無疑與這種和平主義的軍事文化分不開。

  日本則深受其武士道精神影響和西方列強的刺激,迅速地形成一種比較極端的尚武主義戰爭觀,他們甚至將此役定性為“文明淘汰野蠻”,因此無論采取何種方法都符合“大義”,都是“義戰”。面對這種血腥得多、也強勁得多的戰爭文化,中國戰爭文化的無力充分顯現出來,無論是戰場的官兵還是后方的民眾都沒有從中找到精神動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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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科技意識上,中華文化重道輕器,把先進科技視為“奇技淫巧”。15世紀中后期,中國就在世界上最早發明并使用了開花炮彈,然而,鴉片戰爭時,林則徐卻要費盡心機從英軍那里了解開花彈技術。過了二三十年,左宗棠西征新疆,在陜西鳳翔發現了明朝所遺開花炮彈的實物,不禁感嘆:如果當年“有人留心及此,何至島族縱橫海上,數十年挾此傲我”。所以,當年北洋海軍成軍之后,技術和裝備上便都止步不前,沒幾年就被日本海軍趕超,形成艦速、炮速和炮彈威力都不如日軍的局面。

  反思甲午戰爭,不僅要反思戰略層面,更要反思文化層面。精神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基因,文化的較量才是更深層次的較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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